炎黃文化是指炎黃二族在炎黃時代創(chuàng)造的、并經后世傳承、闡釋和重構的文化,中華民族凝聚力是指中華民族賴以生存與發(fā)展的向心力和內聚力。學術界分別研究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的論著并不鮮見,但以中華民族凝聚力為主題的著作卻沒有一部列出專門的章節(jié)來探討二者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中國(中華)民族史僅開篇簡短提及炎黃二帝外再無相關論述。本文試圖把炎黃文化的嬗變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生成置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與發(fā)展過程中考察,旨在探討二者之間的互動關系，由此闡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弘揚炎黃文化的必要性。
一、炎黃文化的發(fā)軔與中華民族的起源
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的記載“自黃帝始”[1](P3300)。1904年,夏曾佑在中國“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2]中說:“故言中國信史者,必自炎黃之際始?！盵3](P18)這種中國文明史開端于炎黃時代的觀念是有歷史依據(jù)的。廣義的炎黃時代指的是從距今10 000年左右到距今4 000年左右。狹義的炎黃時代指的是距今5 000年左右炎帝族與黃帝族“用師相濟”,聯(lián)姻融合,華夏族與古國初現(xiàn)的階段。炎黃時期是中華文明的初創(chuàng)時期,也是中華民族的起源時期。
從農業(yè)、制陶、冶銅、玉器、祭祀、文字、筑城及聚落形態(tài)等方面考察便會發(fā)現(xiàn),炎黃與中國文明起源之間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據(jù)典籍記載,炎帝神農氏是中國農耕文明的開創(chuàng)者,其發(fā)明創(chuàng)造主要表現(xiàn)在培育粟谷、制作耒耜、耕而作陶、發(fā)明醫(yī)藥、日中為市等方面。至今在陜西寶雞、湖北隨州、湖南炎陵、山西高平等地,還流傳著炎帝神農氏發(fā)明粟谷、耒耜、醫(yī)藥的故事[4]?？脊虐l(fā)現(xiàn)證明,中國不僅是粟作農業(yè)的起源地,也是亞洲栽培稻的起源地。
炎黃時代中國的制陶技術亦趨于成熟,泥條盤筑法取代了泥片貼筑法,快輪制陶技術在龍山文化時期已經普及。仰韶文化的彩陶、大溪文化的白陶、馬家窯文化的彩陶、龍山文化的黑陶均十分精美。陜西臨潼姜寨遺址、渭南北劉遺址、甘肅東鄉(xiāng)林家遺址、山西榆次源渦鎮(zhèn)遺址、河北武安趙窯遺址、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山西陶寺遺址均發(fā)現(xiàn)了冶銅遺存,證明炎黃時代后期已經有了銅的冶煉和使用。
“玉器是決不亞于青銅器的禮器?！盵5](P132)在中國社會發(fā)展進程中,玉器時代標志著從石器到銅器的轉變,也就是從原始社會到國家城市社會的轉變階段[6](P314)。遼河流域紅山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的玉雕龍,淮河流域凌家灘遺址發(fā)現(xiàn)的玉龜、玉版,湖北石家河文化遺址出土的玉虎、玉佩、玉如意等馳名中外。良渚文化遺址出土的玉璧、玉琮無疑是顯示權力與威嚴的、與天地溝通的祭祀禮器,“神人獸面紋”表現(xiàn)的可能是本族群的始祖英雄兼保護神[7](P801)。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及夏朝的統(tǒng)治者們,可能都兼具最高巫師的身份[8](P311)。遼寧牛河梁遺址發(fā)現(xiàn)了女神廟和積石冢,在距牛河梁遺址不遠的東山嘴發(fā)現(xiàn)了祭社的方形祭壇和祭天的圓形祭壇,后者或可稱為原始的“天壇”[9](P165)。在安徽凌家灘遺址發(fā)現(xiàn)了位于墓地中心最高處的三層祭壇,在湖北石家河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了1 175平方米的祭壇。良渚文化遺址發(fā)現(xiàn)了約20處祭壇,其中瑤山祭壇級別最高。山西陶寺遺址發(fā)現(xiàn)了一個面積約為1 4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據(jù)學者推測有可能是兼觀天象授時與祭祀功能為一體的多功能建筑[10]。
如果說語言的產生是“人猿相揖別”的重要標志,那么人類社會正是“由于文字的發(fā)明及其應用于文獻記錄而過渡到文明時代”[11](P21)。炎黃時代已有文字的雛形,河南賈湖遺址、甘肅大地灣遺址、陜西北首嶺、半坡、姜寨、李家溝等遺址,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遺址、淮河流域的安徽雙墩遺址、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黃河中下游地區(qū)的龍山文化遺址、甘青地區(qū)的馬家窯文化遺址、長江中游的屈家?guī)X文化遺址、長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遺址中都有刻劃符號出現(xiàn)。在江蘇吳縣澄湖遺址、浙江余杭南湖遺址、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江蘇高郵龍虬莊遺址、山東鄒平丁公遺址出土的陶器陶片上發(fā)現(xiàn)了連續(xù)書寫的符號。“中國史前文化中大量存在的陶器、玉石器上面的符號,確有可能與文字起源有關。其中一部分只是符號,另一部分則應視為原始文字?！盵12]
炎黃時代,大型聚落中心紛紛出現(xiàn)。甘肅大地灣遺址約50萬平方米,陜西楊官寨遺址達80萬平方米,山東大汶口遺址有80多萬平方米,湖北石家河遺址約120萬平方米,安徽凌家灘遺址約160萬平方米,陜西耀縣石柱塬遺址是迄今為止已發(fā)現(xiàn)的仰韶文化分布區(qū)面積最大的一處遺址,面積達300多萬平方米[13]。不僅聚落越來越大,聚落里的房子也越來越大。大地灣遺址發(fā)現(xiàn)一座大房子,占地面積約290平方米,坐南朝北,前有殿堂,后有居室,東西各有廂房。這座集議事、祭祀于一體,開明堂、宮殿之先河的建筑,應為大型聚落的中心。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洼、河南靈寶西坡、山西洪洞耿壁、陜西扶風案板等遺址都發(fā)現(xiàn)了面積超過100平方米的“殿堂式”大型房址。陜西楊官寨遺址是國內目前所知廟底溝時期唯一一個發(fā)現(xiàn)有完整環(huán)壕的聚落遺址,這顯示出楊官寨遺址在廟底溝時期的聚落群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可能是一處較大區(qū)域內的中心聚落[14]。
城邑不僅是軍事設施,也是大型聚落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中心。目前中國發(fā)現(xiàn)的史前城址近百座。陜西神木石峁發(fā)現(xiàn)距今4 300年的特大型城址,面積達425萬平方米,是目前國內所見最大的史前城址。石峁城包括外城、內城及皇城臺三個層次的石砌城址,皇城臺的功能相當于后世城址中的“宮城”,是整個城址的中心和貴族居住區(qū),也是宮廟基址、祭祀等禮儀性建筑所在。石峁遺址可能是整個內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陜西北部的中心聚落。有學者認為,“石峁古城就是活躍在這一地區(qū)的黃帝部族的居邑”[15]。
大量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炎黃時代是中國農業(yè)的起源期和初步發(fā)展期,是中國冶銅、文字、城邦乃至國家的濫觴期,奠定了中國以農立國及農業(yè)文明的基礎。徐旭生認為,中國遠古時期存在著華夏、東夷和苗蠻三大集團,華夏集團以炎黃二族為核心,發(fā)祥于今陜西省的黃土高原,逐漸向東擴展,先與居住在山東以太昊、少昊、蚩尤等為首領的東夷集團沖突、融合,后來又與居住在今湖北、湖南一帶的苗蠻集團碰撞、交融,最后以華夏集團為核心凝聚形成了華夏族[16](P3)。炎帝和黃帝在阪泉之戰(zhàn)后結盟,炎黃集團與東夷集團在涿鹿之戰(zhàn)后也迅速融合,并且形成了“合符釜山”“監(jiān)于萬國”[1](P6)的局面。中華民族是在炎黃時代孕育的,炎黃時代是中華文明之源、中華民族之根。
夏、商、周都是自黃帝以后一直平行存在的三個集團[6](P73)。夏、商、周三族都與炎黃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都是構成華夏族的主要力量。夏朝統(tǒng)治期間各部族陸續(xù)融入以炎黃為核心的共同體,后世將這個共同體稱作“華夏”。商人尊神的主要對象是祖先神。從殷墟卜辭看,商人對祖先的祭祀,重近世,輕遠世,重直系,輕旁系,已經有了區(qū)分嫡庶、親疏的宗法制度的雛形[17](P345)。周人兼有姬姜二姓的血緣,這種特殊關系是炎黃二族聯(lián)姻關系的延續(xù)。黃炎世系是東周以后的人根據(jù)傳聞而構擬,在古代,各遠古民族都有重世系、辨源流、講歷史的傳統(tǒng),因此,即使是傳聞世系,也有一定依據(jù)[18](P194),經過不斷地融合與發(fā)展,已初步將多種來源的祖先聚合成以黃帝為始祖的大系統(tǒng)[19](P75)?？梢哉f，西周時期,已經形成了以“華夏”為稱號的共同體。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侯與炎黃也存在著血緣上或文化上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據(jù)《史記·封禪書》載:“秦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1](P1364)《史記·楚世家》亦曰:“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盵1](P1689)雖然我們無法確認秦人、楚人究竟是不是炎黃苗裔,但秦楚之人對炎黃文化的認同卻毋庸置疑。正是因為有了這種認同,秦人才會不斷東進,一統(tǒng)中國;楚人才會問鼎中原,亡秦建漢。秦收周余民,稱霸西戎,與晉楚聯(lián)姻,融合巴蜀之人,成為中國西部地區(qū)各族群的融合中心。楚國是中國南方各族群的融合中心,楚人成為由南方各族群融匯而成的共同體。齊國是黃河下游地區(qū)各族群的融合中心。齊國始封君姜太公出自姜姓族人,田齊第二代國君齊威王宣稱黃帝是自己的高祖?！跋惹貢r代,齊魯為中國文化之中心地帶,而魯為黃帝體系,齊則為炎黃兩系之融合?！盵20]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炎黃成為華夏始祖的關鍵期,同時也是中華民族孕育的第一個高潮。
孔子曾經從空間(黃帝四面)和時間(黃帝三百年)兩個維度對黃帝傳說進行了人格化的解析,體現(xiàn)了他“不語怪、力、亂、神”的原則。在孔子眼里，黃帝是圣人,只是不如堯舜的事跡那樣清楚罷了?！洞蟠鞫Y·帝系》是“今天所能看到的集中反映以黃帝為始祖的大一統(tǒng)帝王世系的最早作品”[21](P26),其中孔子解讀“黃帝三百年”的那段話,后來被司馬遷寫進《史記·五帝本紀》,成為流傳至今對黃帝最基本的描述。
道、法為了抗衡儒、墨,抬出了比堯舜更古老的神農、黃帝。《莊子·盜跖》曰“世之所高,莫若黃帝”,反映了戰(zhàn)國時期人們對黃帝的尊崇?！豆茏印贰渡叹龝贰俄n非子》中不乏言說神農、黃帝之處。陰陽家喜歡談炎黃,炎黃被神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其所賜。陰陽五行學說將炎黃納入到五方五色五帝的系統(tǒng)中去,其中炎帝火德居于南方,黃帝土德居于中央,后世炎黃作為感生帝和五方帝受到祭祀,無不受其影響?？v橫家和兵家十分推崇黃帝,奉黃帝為兵戰(zhàn)之祖。各家為了宣傳自己的學說,紛紛托辭于黃帝、神農,其中雖不免有增益附麗之處,但其必有所本,否則會被別人“釜底抽薪”,輕易駁倒?！秶Z》記載了炎黃起源、姓氏、世系、事功、祭典等,《世本》的帝系篇和氏姓篇梳理了炎黃世系,堪稱中國最早的族譜,被視為中國姓氏書之祖?！妒辣尽匪故镜难S譜系,血緣上的真實性雖值得商榷,但文化上的真實性卻毋庸置疑。
二、炎黃文化的傳承流變與中華民族的自在發(fā)展
公元前221年,秦國完成了統(tǒng)一中國的大業(yè)。秦朝滅亡后,漢承秦制,進一步鞏固了大一統(tǒng)的局面,形成了以秦漢統(tǒng)治版圖為基礎的疆域一統(tǒng),以農耕生產為特色的經濟一統(tǒng),以中央集權、皇帝制為標志的政治一統(tǒng),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文化一統(tǒng)。秦漢時期“是中國國家凝成民族融合開始走上大一統(tǒng)以后一段最光明燦爛的時期”[22](P93)?！肮手袊?得孔子而后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也。”[3](P245)秦統(tǒng)一中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中國各族群不斷交流融合的過程。
崇尚、追求一統(tǒng)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質。傅斯年曾指出:“(中國人)未統(tǒng)一時,夢想一統(tǒng),既統(tǒng)一時,慶幸一統(tǒng);一統(tǒng)受迫害時,便表示無限的憤慨?！盵23](P176)錢穆也認為:“中國歷史之偉大成就,首要在其‘大一統(tǒng)’理想之實現(xiàn)。”[24](P26)楊向奎亦指出:“一統(tǒng)和大一統(tǒng)思想,三千年來浸潤著我國人民的思想感情,這是一種向心力,是一種回歸的力量。這種力量的源泉不是狹隘的民族觀念,而是一種內容豐富,包括有政治、經濟、文化各種要素在內的‘實體’,而文化的要素有時更占重要地位?！盵25](P1)
漢高祖劉邦起兵時“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1](P350),并且編造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故事,寓意以漢代秦乃順從天意,炎帝因而成為漢朝的感生帝。漢文帝立渭陽五帝廟和長門五帝壇,與原有的五畤一起構成了祭祀五帝的中心場所。文景時期黃老學盛極一時,進一步擴大了黃帝的影響。漢武帝羨慕得道升天的黃帝,感嘆道:“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1](P1394)公元前110年,漢武帝在封禪之前,“北巡朔方,勒兵十余萬。還,祭黃帝冢橋山”[1](P1396)。
兩漢時期的統(tǒng)治者中最尊崇黃帝的非王莽莫屬。他下詔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26](P4106)王莽竭力宣稱自己是黃帝、虞舜之后,意在創(chuàng)造取代漢室的合法性,這與戰(zhàn)國時期齊威王自稱黃帝為其高祖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黃帝不是齊威王、王莽等少數(shù)統(tǒng)治者為了功利的目的制造出來的,而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通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而自然形成的,并且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可[27](P24)。
《史記》開篇《五帝本紀》就是以黃帝為始,所以說真正把黃帝始祖地位確立下來的正是司馬遷。在司馬遷筆下,不僅遠古三代時期的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這些圣君是黃帝之后,而且秦、晉、齊、鄭、吳、楚、魯、宋、陳等諸侯也是黃帝苗裔,甚至匈奴、閩越等亦為黃帝遺胄。楊向奎曾對此評價道:“炎黃子孫,華夏文明,固一統(tǒng)而照耀千古者。司馬遷的法后王主張和他的歌頌大一統(tǒng)可以結合起來,這是司馬遷歷史哲學中的精華所在!”[25](P126)司馬遷從黃帝開始敘史,對于中國人認同炎黃文化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魏、蜀、吳及統(tǒng)一三國的晉在爭奪正統(tǒng)地位、宣揚出身高貴方面都不甘人后。南朝的宋、齊、梁、陳完全繼承了兩漢三國的文化傳統(tǒng),認為自己是炎黃以來的華夏正統(tǒng)。北魏道武帝“幸橋山,遣有司祀黃帝”[28](P1828)。北魏太武帝“歷橋山,祀黃帝”[28](P1829)。此外,還有“侑祭黃帝”“祭先農”之舉。魏晉南北朝墓志中祖述炎黃者比比皆是。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大分裂時期,同時也是中華民族融合的第二次高潮。
隋大業(yè)十年(614),煬帝“親御戎服,祃祭黃帝”[29](P60)。唐開元二十三年(735),玄宗“親祀神農于東郊”[30](P616)。天寶十年(751),“移黃帝壇于子城內坤地”[30](P629)。安徽黃山原名黟山,傳說是黃帝與廣成子、浮丘公煉丹之地,唐玄宗敕定更名為“黃山”?！靶帐现畬W,最盛于唐?！盵31](P2)“言姓者,本于五帝?！盵32](P1275)唐代墓志中祖述神農炎帝和軒轅黃帝的不乏其人,至于宣稱自己是堯舜、夏后、姬周、嬴秦之后,這些間接祖述炎黃的更是不勝枚舉。唐代墓志中有斛斯人自稱黃帝之后[33](P343),粟特人自稱夏后氏之后[33](P267)。這一時期,各族各姓競相溯源至炎帝、黃帝,無疑是文化認同的產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炎黃文化強大的向心力和中華民族強大的凝聚力。
唐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的鼎盛時期,詠頌炎黃的唐詩比比皆是[34]。唐詩中的炎黃二帝,既是遠古圣王,又是人文初祖,還是得道神仙,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多元集合體。隋唐是胡漢雜糅、多民族聯(lián)合執(zhí)政的王朝,“自隋以后,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35](P3483)。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盵35](P6360)正因為如此,西域與北疆各族君長均尊奉唐太宗為“天可汗”。這種夷夏平等的寬闊胸襟以及海納百川的包容氣度,不僅成就了大唐盛世,而且促進了中華民族的發(fā)展壯大。《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中詳細梳理了各種姓氏的來歷,其中有九十余姓肇始于炎黃二帝,有三十余姓源自姬姓,十余姓源自姜姓。宋人鄧名世的《古今姓氏書辨證》是研究姓氏源流的力作,與林寶的《元和姓纂》、鄭樵的《通志·氏族略》鼎足而三,他們均將姓氏的來源追溯至炎黃二帝。
趙匡胤登基后,派人遍訪遠古帝王陵墓,唯獨找不到炎帝陵?！疤鎿徇\,夢感見帝,于是馳節(jié)覓求,得諸南方。”[36](P252)于是下詔建陵。宋真宗自稱夢見了天尊,天尊說:“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真宗下詔“崇飾諸州黃帝祠廟”[37](P103)“禁文字斥用黃帝名號故事”[37](P105)。宋代及其以后的蒙學讀物除了識字這一基本功用外,突顯了倫理教化的功能?！度纸洝吩?“自羲農,至黃帝,號三皇,居上世?！盵38](P23)蒙學書籍是傳播炎黃文化的重要載體,其影響絲毫不亞于官修正史。
遼朝統(tǒng)治者也宣稱自己是炎帝之后。據(jù)《遼史》載:“皰羲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贾钗闹苤畷?遼本炎帝之后,而耶律儼稱遼為軒轅后。儼志晚出,盍從周書?！盵39] (P949)遼亡后,契丹大多數(shù)融入漢、蒙古、女真等族,少數(shù)融入土、哈薩克、維吾爾等族,至金代已有“契丹、漢人久為一家”[4] (P1137)的說法。女真人控制北方后,“猛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4] (P653)。如此長期通婚交往的結果是“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4] (P1305)。金亡后,女真人大多數(shù)融入漢族,部分融入蒙古族,仍居住在東北地區(qū)的后來演變?yōu)闈M族。
元朝第一次實現(xiàn)了中國農耕區(qū)與游牧區(qū)的完全統(tǒng)一。據(jù)《元史·祭祀志》載:“元貞元年，初命郡縣通祀三皇,如宣圣釋奠禮。太皞伏羲氏以勾芒之神配,炎帝神農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軒轅黃帝氏以風后氏、力牧氏之神配?！盵41](P1264)元泰定皇帝曾頒旨給陜西行省保護黃帝陵。
遼宋夏金元是漢族、契丹、女真、黨項、蒙古諸族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是中國民族融合的第三次高潮。這一時期,民族融合的事例很多。如，河南濮陽發(fā)現(xiàn)的《大元贈敦武校尉軍民萬戶府百夫長唐兀公碑銘》及楊姓族譜,證明現(xiàn)今居住在濮陽城東柳屯鄉(xiāng)楊十八郎村等十余個自然村中的3 500多楊姓居民為西夏土著唐兀氏的后裔[42]。陜西鳳翔紫荊村、岐山王家村、甘肅永登紅城鎮(zhèn)、涇川老鴉窩、皋蘭新灣村分別有女真、蒙古族后裔的聚居地[43]。
明朝對炎黃二帝的尊崇主要表現(xiàn)在陵祭、廟祭、殿祭、先農壇祭上。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使謁祭炎帝陵、黃帝陵。明朝皇帝除建文帝外,均曾遣官致祭炎帝陵、黃帝陵,這是以往歷朝未曾有過的。1651年,順治皇帝遣官致祭炎帝陵、黃帝陵,祭文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繼道統(tǒng)而新治統(tǒng)。圣賢代起,先后一揆?！盵36](P270)清朝除宣統(tǒng)皇帝溥儀外,皆派官員祭祀過炎帝陵、黃帝陵,次數(shù)之多,冠絕歷朝。北京歷代帝王廟是明清兩代皇帝祭祀三皇五帝及歷代帝王的地方,共舉行過662次祭祀大典。歷代帝王廟以伏羲、炎黃二帝為祭祀中心,是中國現(xiàn)存唯一的集中祭祀三皇五帝、歷代帝王和文臣武將的皇家廟宇。
元代建先農壇,始祭神農。明永樂十八年(1420),仿照南京先農壇在北京南郊建造先農壇。清雍正諭言:“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倍ㄗh:“順天府尹、直省督撫及所屬府、州、縣、衛(wèi),各立農壇藉田?！盵36](P164)此后，西起烏魯木齊,東到上海,北起吉林、呼和浩特,南到廣東、云南,先農壇遍布全國各地,成了各地祭祀壇廟系統(tǒng)中不可或缺的標準配置。先農壇藉田禮是明清兩代重要的國家祭祀典禮,也是炎帝神農氏祭祀的重要組成部分。
有清一代,滿族和漢族同為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滿族作為統(tǒng)治者,掌控著國家政權,又是民族政策的制定者和主導者,起著其他民族無法替代的作用。漢族由于人口眾多,又處于經濟、文化的高位,并且在大多數(shù)時間里控制著中央政權,故而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發(fā)揮著凝聚核心的作用。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族等在不同歷史時期亦發(fā)揮了凝聚核心的作用。與其說哪個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凝聚核心,不如說以炎黃文化為基礎的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的核心。
三、炎黃文化的勃興與中華民族的自覺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面臨著“數(shù)千年來未有之變局”[44](P42)。中國人“師夷長技以制夷”,一方面向西方學習,富國強兵,另一方面利用傳統(tǒng)文化,塑造國魂,抵御歐化。炎黃文化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勃然興起,成為反清反帝的旗幟。
1903年,在拒俄運動、蘇報案等一系列事件刺激下,革命派愈來愈激進。當時的革命派普遍認為,欲救亡必先反清,欲反清必先排滿,欲排滿必先尊黃,“欲保漢族之生存,必以尊黃帝為急”[45](P722)。于是,他們采用黃帝紀年,自稱“炎黃子孫”“黃帝子孫”。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的吶喊,更是道出了無數(shù)革命志士的共同心聲。
1905年,鄧實、劉師培、黃節(jié)等人成立“國學保存會”,創(chuàng)辦《國粹學報》,主張“發(fā)明國學,保存國粹”,反對“醉心歐化”。何為國粹?黃節(jié)答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盵46](P43)許之衡指出:“若是則可以為國魂者,其黃帝乎?近日尊崇黃帝之聲,達于極盛。以是為民族之初祖,揭民族主義而倡導之,以喚醒同胞之迷夢,論誠莫與易矣?！盵47](P86-87)國粹派開出的擺脫民族危機和文化危機的藥方是塑造國魂、弘揚國粹,而黃帝即為國魂。
辛亥革命時期,革命派宣傳炎黃文化,激發(fā)國人民族意識和排滿意識,加速了清朝的覆滅。中華民國建立后,提出了“五族共和”,反帝民族主義取代了排滿民族主義,“炎黃子孫”從漢族的同義語轉化為中華民族、每一個中國人的代名詞,中華民族成了包括漢、滿、蒙古、回、藏等中國境內各民族在內的民族。
抗戰(zhàn)時期是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炎黃二帝成為號召與激勵海內外華人共同抗戰(zhàn)的旗幟。國共兩黨共尊炎黃為中華民族始祖,同祭黃帝陵,炎黃文化成為促進兩黨再度合作的催化劑。1934年6月3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感嘆:“嗚呼!國家被辱至此,何以為人!凡有血氣之倫,黃帝子孫,其將何以雪此奇恥!”[48](P96-97)1935年,于右任委托友人編寫的《黃帝功德紀》一書出版。于右任作序言:“中華民族之全體,均皆黃帝之子孫也……黃帝不惟為中華民族之始祖,抑又為中國文化之創(chuàng)造者也。”[49]193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中指出:“我中華最大敵人為日本帝國主義,凡屬食毛踐土之倫,炎黃華胄之族,均應一致奮起,團結為國?！盵5](P383)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指出:“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后解放之偉大前程。”[51](P161)表明中國共產黨基于民族大義,愿與國民黨等所有炎黃子孫一起共赴國難。1937年清明,國共兩黨首次同時派代表謁祭黃帝陵,毛澤東親自撰寫祭文,這是大敵當前兩黨捐棄前嫌、聯(lián)合抗日的重要信號。1940年10月10日,第九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薛岳委派省政府秘書長李揚敬等謁祭炎帝陵,薛岳親自題寫了《重修炎帝陵記》。1942年,蔣介石手書“黃帝陵”三字,立石陵前。
學者們用自己擅長的方式來鼓舞全國民眾抗戰(zhàn)。1932年,王蕓生說:“知恥近勇,中華民族之復興系焉……炎黃子孫受凌至此,豈不愧對先民哉?”[52](P1)1938年,陳子怡指出:“現(xiàn)在共認之中華民族,只是文化上之一名詞?！薄八院笫乐?咸謂中華民族皆黃帝子孫也。”[53]1944年,錢穆指出:“我們自稱為‘炎、黃子孫’,是很有道理的?！盵54](P7)歷來強調治史“只當問真不真,不當問用不用”的顧頡剛,在九一八事變后創(chuàng)辦《禹貢》雜志,力促中國邊疆史和中國民族史研究。1932年3月,顧頡剛在致友人的信中說:“從前人說中國人全為黃帝子孫,這并非用開玩笑的態(tài)度假造古史, 實有團結各個不同的民族為一個大民族之作用在內。”[55](P3)1939年2月,顧頡剛發(fā)表《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文章, 迅速引起了一場關于“中華民族”的爭論, 傅斯年、 白壽彝等表示支持, 費孝通、 翦伯贊等提出質疑。 顧頡剛強調中華民族的一體性, 費孝通則看到了中華民族的多元性。 顧頡剛為了強調一體性而否認多民族的存在, 這是“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的缺陷, 但這卻對半個世紀以后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有著積極意義[56]。
四、炎黃文化的重構與中華民族的復興
1963年12月9日,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胡耀邦在酃縣(今炎陵縣)視察工作時,登上炎帝陵。面對年久失修的炎帝陵,他建議重修炎帝陵。胡耀邦在酃縣機關干部會上說:“這里的塘田鄉(xiāng)鹿原陂,安葬著我們中華民族的老祖宗——炎帝神農氏。炎帝神農氏一生勤勤懇懇,發(fā)明創(chuàng)造過很多東西,為后代的繁衍發(fā)展做了許多事情……因此,幾千年來,大家都記住他,尊他為中華民族文明之始祖,億萬人民則皆以炎黃子孫自謂……好好地為人民服務,多做好事,多干實事。如果能這樣,人民是不會忘記我們的?！盵57](P1)胡耀邦的講話抓住了炎帝神農氏為民造福的實質,號召廣大黨員干部為人民服務,多做好事,多干實事。
1979年1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fā)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告臺灣同胞書》，其中講道:“如果我們還不盡快結束目前這種分裂局面,早日實現(xiàn)祖國的統(tǒng)一,我們何以告慰于列祖列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凡屬黃帝子孫,誰愿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58]此后,“黃帝子孫”“炎黃子孫”等稱謂的使用進入一個新的高峰期,由政府主持的清明節(jié)祭掃黃帝陵、炎帝陵的活動也先后恢復。炎黃文化的再度勃興看似突然,實則為當時中國內外政策轉變的必然結果。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來”的正確決定。當代炎黃文化的復興是實事求是,撥亂反正,重新重視傳統(tǒng)文化的產物;是以民族團結和經濟建設取代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的結果;是全面發(fā)展對外關系,廣泛團結海外華人,和平統(tǒng)一祖國的需要。
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指出:“我們主張對我國神圣領土臺灣實行和平統(tǒng)一,有關的政策,也是眾所周知和不會改變的,并且正在深入全體炎黃子孫的心坎?！盵59]1986年9月2日,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Mike Wallace)提問“臺灣有什么必要同大陸統(tǒng)一”，鄧小平回答:“這首先是個民族問題,民族的感情問題。凡是炎黃子孫——我們老祖宗是炎帝、黃帝——都希望中國能統(tǒng)一,那種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盵6]1994年4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xié)主席、黃帝陵基金會名譽會長李瑞環(huán)參加了公祭黃帝陵活動。他在視察整修黃帝陵工程時指出:“黃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有代表意義的旗幟,整修黃帝陵是全世界炎黃子孫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對于弘揚中華文化,激勵愛國熱情,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祖國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都將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影響。”[61]
2005年,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zhàn)、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新黨主席郁慕明等人先后訪問大陸,他們在公開講話中都以炎黃子孫自居。2009年4月3日,馬英九親自主持在臺北圓山忠烈祠舉行的“中樞遙祭黃帝陵典禮”,成為第一位主持遙祭黃帝陵典禮的臺灣地區(qū)領導人。同年10月1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復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復電中說:“至盼共同繼續(xù)努力,增強互信,共創(chuàng)雙贏,為兩岸人民謀幸福,為炎黃子孫開太平。”[62]2012年11月8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致電祝賀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召開,賀電中表示:“由衷期望兩黨在現(xiàn)有基礎上,鞏固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的成果,進一步擴大及深化交流,提升互信,共謀炎黃子孫的福祉,共創(chuàng)兩岸光明的前途?！盵63]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的習近平與馬英九的見面會上,馬英九說:“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應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這說明炎黃文化至今仍然是拉近國共兩黨關系和增進海峽兩岸同胞感情的重要紐帶之一。
2015年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陜西時指出:“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盵64](P9)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強調“黃帝陵是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蓋因黃帝是中華文明的象征,是中華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中華民族精神的符號。
五、全球化背景下的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
全球化既非惡魔,也非天使。人們對全球化最大的擔憂來自全球化將摧毀民族國家,造成世界的“西方化”和“公司化”。此外,“全球化遭到攻擊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看似破壞了傳統(tǒng)的價值觀”[65](P211),破壞了文化的多樣性。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在《全球通史》的結尾部分寫下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在鏟除了所有可能的對手之后,我們人類不再面對任何敵人。我們面對的只有我們自己。與我們內在的自己、而不是與外部世界的對抗是一項很艱巨的任務。這不僅要求我們具備更多的知識和技術——實際上這方面我們已經被證明是所向無敵的——還需要我們?yōu)橹R的王冠添加一個倫理的指南針,以便提供正確的目的和方向?！盵66](P790-791)人類當下最缺乏的不是技術,而是倫理精神,一種保障人類和平與正義的精神。
中國學者也在思考著同樣的問題。費孝通曾經風趣而又深刻地說:“全球化的特點之一,就是各種‘問題’的全球化。”[67](P447)他指出:“全球一體化固然可以認為是歷史的前景,但是如果不解決如何一體化的過程,在這過程中不解決一系列的矛盾,這一體化的結果是不容易出現(xiàn)的?，F(xiàn)在看來在多種文化接觸中,最難以多元取得一體的是文化的價值觀念。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才特別提出‘美美與共’的問題,這是一個人文價值怎樣取得共識的問題。”[68](P208-209)在他看來,人類的各種問題中最重要的就是關于不同文明之間應該如何相處的問題。為此,他提出了“文化自覺”的理論。文化自覺不是文化復古,更不是文化自戀,而是在文化尋根和文化自知的基礎上,實現(xiàn)文化轉型和文化進步。作為炎黃子孫和中華兒女,應該了解炎黃文化的內涵特色,知曉中華民族的來龍去脈。惟其如此,才能做到文化自覺,樹立文化自信,才能尋到中華文化之根,找到中華民族之魂,才不至于在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
2001年11月2日,第31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大會發(fā)表《世界文化多樣性宣言》,強調“文化多樣性是交流、革新和創(chuàng)作的源泉,對人類來講就像生物多樣性對維持生物平衡那樣必不可少”[69](P100)。正如全人類不可能變成一種思想模式和一種生活方式一樣,各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在全球化中完全同質化。經濟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文化的全球化,相反可能會激發(fā)各民族的自我保護意識,促進文化的多元化,這就是全球化的悖論。全球化雖然沖擊著炎黃文化,但卻消解不了炎黃文化,甚至會刺激炎黃文化的再次勃興。
“五帝是天神,又是人王。”[7](P88)“黃帝實在是人和神共同的老祖宗。”[71](P109)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炎黃二帝,游走于人神之間,是人格的炎黃與神格的炎黃的集合體。其實“黃帝的形貌如何較不重要,重要的是黃帝確確實實存在人們心中,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凝聚力的一股力量”[72](P51)。當下我們應該摒棄神格的炎黃,紀念和頌揚作為“華夏始祖”和“人文初祖”的炎黃,尤其是“人文初祖”的炎黃。
極端民族主義應該堅決反對,而民族主義不應一概否定。“重要的是民族主義的發(fā)生形式與程度不盡相同,不能將它們統(tǒng)統(tǒng)塞在一個‘極端主義’的標簽之下?！盵73](P183)“人類歷史的目標既不是含糊不清的世界主義,也不是狂熱的民族自我盲目崇拜。”[74](P2)我們需要的是進步的民族主義。“進步的民族主義不僅在理論上是一種可行的力量,而且在全球共同體中將變得極為重要?！盵75](P18)正如黑格爾(Friedrich Hegel)所說:“一個民族,當它從事于實現(xiàn)自己的意志的時候,當它在客觀化的進程中抵抗外部暴力、保護自己的動作的時候,這一個民族是道德的、善良的、強有力的?！盵76](P75)如何鼓勵和培育理性、溫和的民族主義,在民族虛無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夾縫中趟出一條路來,這是人類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難題。簡而言之,我們必須為民族主義注入包容意識和民主意識,這是稀釋和化解民族主義狹隘性、排他性的不二選擇。各民族只有“美人之美”,才能“美美與共”,和平共處,才能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中國各民族共同書寫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創(chuàng)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締造了中華民族的輝煌,承受了中華民族的苦難,憧憬著中華民族的復興。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其中包含的各民族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以分離。炎黃文化是早期中國各氏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中華文化是中華各民族共同創(chuàng)造的,我們必須有“大炎黃”的觀念與意識,必須有“大中華”的氣度與胸懷。不僅中華民族是多元一體的,構成中華民族的漢族、滿族、回族、藏族、彝族、維吾爾族等也是多元一體的?；蜓芯勘砻?“中國北方漢族同北方少數(shù)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過了中國北方漢族同南方漢族基因相近的程度;同樣,中國南方漢族同南方少數(shù)民族基因相近的程度超過了它同北方漢族基因相近的程度?！盵77] 膚紋研究也表明:“所有各地(華東、西北、東北、西南)的漢族樣本都與當?shù)氐拿褡寰垲愐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漢族是中華民族集合的后代。”[78](P186)
對中國各民族成員來講,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與發(fā)展的過程中,已經逐漸形成了一些共同的文化記憶和基因,炎黃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共同記憶和文化基因。炎黃文化既是傳統(tǒng)的,也是現(xiàn)實的,其求富求強、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為民謀利、為民造福的民生取向，凝聚統(tǒng)一、和諧團結的愛國精神,符合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理應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寶貴資源。
通過梳理炎黃文化和中華民族的源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炎黃文化與中華民族之間雙向互動、密不可分的關系。春秋戰(zhàn)國時期、西漢初期、辛亥革命時期、抗日戰(zhàn)爭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曾經先后出現(xiàn)過五次尊崇黃帝的高潮。其中，第一次和第二次高潮處于中華民族的濫觴與形成期,第三次和第四次高潮適逢中華民族的危機與覺醒期,第五次高潮正值中華民族的復興期,二者亦步亦趨,若合符節(jié)。炎黃文化是中華文化之根、中華民族之魂,傳承炎黃文化,弘揚炎黃精神,有利于促進中華文化自覺,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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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寶雞文理學院 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陜西 寶雞 721013)
（責任編輯 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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