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創(chuàng)造指南車，平定蚩尤亂。制衣冠、建舟車、協(xié)音律、創(chuàng)醫(yī)學……華夏文明自黃帝始，黃帝陵成為海內外華夏兒女共有的精神家園，維系著華夏兒女深摯的民族情結。一年一度的清明公祭軒轅黃帝典禮將至，西部網《專家談》欄目特別開設黃陵祭祖專題文集，邀請陜西省社科院、高校學者與您一起暢聊黃帝文化，尋跡華夏根脈。
軒轅黃帝能夠成為中華民族公認的祖先，是由其奠定的文明貢獻和至高的精神價值決定的，這也決定了黃帝陵在中華文化傳統(tǒng)中的地位。在黃帝之前，早有許多關于盤古、伏羲、女媧等遠古英雄的神話傳說；在黃帝之后，又有關于堯、舜、禹等部落首領的治理奇跡。既然中華民族存在過眾多偉大的遠古祖先，那么，黃帝陵憑什么成為海內外華裔同胞每年清明節(jié)公祭的場所？
從歷史功績看，這首先要歸功于軒轅黃帝融合華夏民族各部落的不朽功業(yè)，使得不斷壯大的中華民族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這是開啟文明旅程的根本保障；其次，軒轅黃帝教導百姓掌握各種制作技藝，創(chuàng)立了器物文明。因此，被稱為“人文初祖”是他的文明貢獻，而讓四分五裂的華夏部落逐漸團結在一起，則是他的民族貢獻。
宋代是中華民族不斷遭受戰(zhàn)亂憂患的危機時期，因而宋人對軒轅黃帝尤其充滿崇高敬意，其中寄托著百姓祈盼和平的生存愿望，更寄托著國家期待統(tǒng)一的政治愿望。
北宋名臣李昉在太宗朝曾擔任參知政事，主張與契丹國修好，以弭兵息民。這種和平主張也體現(xiàn)在他撰寫的《黃帝廟碑序》（此碑存放在陜西黃帝陵軒轅廟內的碑廊）一文中。李昉在《黃帝廟碑序》開頭就寫道：“天下暴亂，圣人用干戈而靖之；天下寧靜，圣人用道德而化之?！笨梢?，以武止戰(zhàn)、以德教化的理念產生在軒轅黃帝時期，不僅成為后世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更形成了中華民族的“貴和”傳統(tǒng)和“尚德”傳統(tǒng)，這是中華民族獨一無二的精神標志。
李昉對黃帝的武功文治分別稱贊道：“昔有蚩尤肆殘毒，孰能去焉？涿鹿有氛祲，孰能平焉？黃帝所以振神威而大定也；云官紀符瑞，孰能享焉？土德成運數(shù)，孰能興焉？黃帝所以神明德而致太平也。”可見，為百姓打造生活安定、天下太平的局面，以民生為本是黃帝的治理宗旨。
而“以治世之法為師范，以嚴祀之禮立教化”，贊述黃帝設立效法先賢、祭祀先祖的禮法制度，是加強民族凝聚力的文化紐帶和血緣紐帶?！笆家员ㄖ纹鋪y，次以帝道柔其心，寰海塵飛，一朝盡息。修德振旅，勸農務穡。”這段話再次表明，只有八方無戰(zhàn)事，才能四海無閑田，讓百姓遠離憂患，安居樂業(yè)。所以，軒轅黃帝既是華夏文明的締造者，也是農耕文明的保護者。
在用人方面，黃帝開啟了舉賢授能的先例，“舉風后而用力牧，惟賢是試”；在道德垂范方面，黃帝不僅影響了許多杰出的上古帝王，比如“少昊、顓頊，嗣其瑞云之德而宇宙清；唐堯、虞舜，法其垂衣之道而域中化”；而且影響了后世的地方治理，比如“為司牧者，能以黃帝修身理國之道以御今之世，而生靈不登仁壽之域者，未之有也?！笨梢姡庌@黃帝還是政治文明的開啟者。
北宋開寶五年（公元973年），宋太祖趙匡胤下詔，“前代帝王有功德昭著、澤被生民者，宜加崇奉，豈可廟貎墮而享祀寂寞乎！當命有司，遍加興葺?！彪S后，黃帝陵軒轅廟得到了重修。據李昉在《黃帝廟碑序》中記載：“即日頒旨，洋洋德音，無翼而飛騰域中矣，今坊州（現(xiàn)在的黃陵縣）黃帝廟，即其一也。本郡守土臣以厥工告畢，列狀求文，詔以掌綸之臣昉俾文之以琬琰，用紀其修建之跡?！痹谛迯R工程完成之際，在群臣奏請下，宋太祖趙匡胤又親自下詔讓李昉撰寫碑文，可見大宋君臣對此事的重視程度。
在中國歷朝歷代中，宋朝人最具長遠文化眼光和深摯的民族情結。尤其在新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從士大夫到理學家，設立祠堂，祭祀祖先，敬拜先賢，這些活動漸漸蔚然成風，延及后世，而黃帝陵和軒轅廟實際上是中華民族最根本最重要的祖先祠堂。南宋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大哲朱熹在《滄州精舍告先圣文》中寫道：“恭惟道統(tǒng)，遠自羲（伏羲）、軒（軒轅）。集厥大成，允屬元圣。述古垂訓，萬世作程。”這段評價對軒轅黃帝的貢獻作了精辟總結：一是華夏民族精神的開端；二是華夏文明的集大成者；三是華夏子孫永遠紀念的人文初祖；四是華夏文化的原創(chuàng)典范。這四條已體現(xiàn)在李昉《黃帝廟碑序》中，是黃帝陵能夠成為中華民族精神標志的原因。
（作者系陜西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陜西省社會科學院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研究員，實踐哲學研究室主任）
（責任編輯 石逸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