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馬克思主義理論編輯部
2022年的政治學研究，建構中國自主政治學知識體系的自覺意識不斷凸顯，面向時代、面向實踐的政治學研究持續(xù)深化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中國之制的特征與優(yōu)勢、中國之治的運作與機理、現代中國與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關聯(lián)、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邏輯與展開等議題成為研究重點。新時代政治學的發(fā)展應以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為主線，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政治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建設，繁榮中國學術，發(fā)展中國理論，傳播中國思想。
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學表達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系統(tǒng)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從政治學的維度，闡釋中國式現代化，成為本年度政治學研究的最大熱點。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相關研究在方法上注重比較歷史分析，在內容上則普遍重視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關聯(lián)。楊光斌認為，要真正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人類文明意義，必須在比較現代化研究中彰顯黨的領導和人民政治的意義。在比較政治發(fā)展的視野下，中國式現代化包括政黨中心主義的現代化道路、以人民為中心的政治取向、非戰(zhàn)爭掠奪的和平發(fā)展以及由此構建的旨在修補不平等世界秩序的人類命運共同體?，F代化模式的差異性源于不同的歷史屬性所演繹的制度變遷方式。徐勇、陳軍亞則通過對消除貧困、走向共同富裕的中國式現代化成功經驗的揭示，指出中國特有的國家善治能力，為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所規(guī)定，中國共產黨的神圣使命為其提供了不竭源泉和基本的制度保障。郁建興以東亞經濟起飛時期的發(fā)展型國家和西方二戰(zhàn)后形成的福利國家兩種現代化模式作為認知對比鏡像，論述了共同富裕治理體系的主要框架和特征。景躍進指出，建立在西方現代化經驗基礎之上的民主—威權的二分法根基正在被消解，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為我們提供了民主理論創(chuàng)新及與西方學術對話的經驗資源。唐皇鳳認為，政黨主導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國家建設和國家治理的核心特征，這是中國社會發(fā)展歷史邏輯的內生結果。中國共產黨主導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需要政黨主導，黨的自身建設以及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能力的提高始終對現代國家建設全局具有決定性作用，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政治邏輯。
中國之制的特征與優(yōu)勢、中國之治的運作與機理在學理上得到進一步闡發(fā)。賀東航系統(tǒng)梳理了黨的領導制度，指出黨組制度、領導小組制度、黨管干部制度、群眾路線制度和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制度、黨建制度等在黨的領導制度體系中發(fā)揮著重大作用。王陽、熊萬勝則將黨政科層體系視為中國之制的最重要特征與中國之治的重要原因之一。黨政科層體系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百年發(fā)展歷程中不斷融入并優(yōu)化國家治理的經驗，推動了傳統(tǒng)郡縣制和關系倫理向現代科層制及黨性意識形態(tài)的結構轉變，并在引領民族復興的治理實踐中展現出強大的包容性和社會整合能力，實現了從簡約治理向精細治理的功能轉型，形成了獨特的中國之制。郇雷總結了“中國之治”蘊含的政治邏輯，指出中國政治發(fā)展具有獨特的演進邏輯和顯著的制度優(yōu)勢，包括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fā)展道路的自主性與開放性、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和有效性以及先進政黨的全面領導及其政治權威。
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聚焦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基層治理等方面，呈現出研究視角豐富化與研究對象精細化的特征。楊雪冬、陳曉彤從空間邏輯審視國家治理現代化，指出現代國家產生后，空間管轄的主權化與空間類型的多樣化之間的矛盾成為國家治理要應對的基本矛盾之一。在全球風險社會，這種挑戰(zhàn)突出表現為以國家為中心的治理體系普遍遇到治理超載問題。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各類空間秩序的調整和理順，以維護和塑造空間的公共性。韓志明、李春生進一步將空間維度具體到治理界面的討論，通過劃定界面面積、調整治理跨度、甄選治理層級、增減治理密度來推動治理變革，提高治理的敏捷性。周光輝等通過對功能區(qū)劃分、國家規(guī)劃以及國家調查隊等治理機制與治理工具的考察，呈現出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豐富面向。
關于現代中國的形成和當代中國政治理念、制度及行為的由來，相關研究進展表現在：一是強調中國政治發(fā)展與現代國家建構的復雜性、獨特性。如賀東航主張以復線性理解中國的政治發(fā)展與現代國家構建，看到時空疊加、地區(qū)發(fā)展差異所帶來的政治發(fā)展與現代國家成長的復雜性。二是注重從國家—社會關系的維度分析現代中國的獨特性。如徐勇、王美娜從關系疊加的視角，分析了中國歷史悠久的“族”與“群”構成了中國社會與國家關系的底色，并深刻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陳軍亞、王浦劬則揭示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構建現代國家具有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的雙重屬性，由此塑造了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獨特性。三是注重揭示當下中國與傳統(tǒng)中國的政治關聯(lián)。如嚴慶、王躍指出，中華民族共同體是“大一統(tǒng)”政治哲學及政治價值在當代多民族國家整合中的具體體現，也是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政黨中心模式”凝聚人民的具體方式。汪仕凱認為，政治創(chuàng)造了大一統(tǒng)，政治大一統(tǒng)是大一統(tǒng)的根本內容。而發(fā)端于西周、極盛于清朝的政治大一統(tǒng)在近代中國遭遇了“世界歷史時刻”，因此，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根本就在于找到一種新的能夠同現代國家融合在一起的政治大一統(tǒng)。胡鍵則探討了治理的歷史起源，認為先秦時期和秦國統(tǒng)一中國以后其實包含了兩種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邏輯，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則是中央集權的治理。兩種不同的治理邏輯所體現的治理倫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義為前提來構建秩序，而中央集權則以絕對君權的秩序為前提兼顧正義。
全過程人民民主的不斷發(fā)展，不僅證明了中國政治發(fā)展道路的成功，也印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質量和成色，中國的民主是觀念上立得住、實踐上也行得通的高質量民主。樊鵬提出，與西方民主制度相比較，全過程人民民主具有更加鮮明的人民性，是能夠更有效維護人民廣泛真實權利的民主，是具有顯著制度優(yōu)勢的高質量民主。王炳權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之所以成為中國民主政治的特色和優(yōu)勢，在于這一民主新形態(tài)以強調民主的真實性與有效性為根本，注重民主活動主體、民主參與內容、民主覆蓋范圍、民主實施流程等方面的全面性、連續(xù)性和有序性，從而很好地實現了過程民主與成果民主、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人民意志與國家意志的有機統(tǒng)一。孔繁斌強調，發(fā)展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民主自我認同的一次調適和升級，是治理注意力、能量和資源按照合目的性原則重新配置的行動，本質是國家再構建的實踐，預期目標則體現為國家治理的國家再構建行動。佟德志認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全”，要求在實踐中做到全方位協(xié)調、全鏈條銜接、全覆蓋拓展，形成主體合力、程序合力、客體合力。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tǒng)一，是形成全過程人民民主合力的基礎。全過程人民民主必須融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將制度優(yōu)勢轉化為治理效能。
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為新時代政治學的發(fā)展指明了前進方向。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成為新時代政治學人的自覺意識與共同追求。
建構自主知識體系，首先在于確立正確的指導思想與價值取向。張樹華、吳波指出，中國政治學的本土化建構絕不僅僅是掙脫西方政治學的束縛轉向自身，同時包含著對社會主義的轉向。中國政治學的展開，意味著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政治學之間關系的重新審視，意味著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任務的出場，意味著深化對中國政治學與中國政治實踐之間關系的認識，意味著基于中國政治學的現狀深入思考方法論層面的問題。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離不開理論闡釋與話語創(chuàng)新。作為理論闡釋與話語創(chuàng)新的重要生長點，具有強烈“中國性”的田野政治學、歷史政治學不斷深化；民族政治學、利益政治學、責任政治學研究在立足中國的基礎上，展現出從普遍性政治要素中提煉理論命題的努力；財政政治學、發(fā)展政治學的理論構想得到初步表達。
歷史政治學產生了一系列初具規(guī)模和影響的研究議題及研究成果，并呈現出明顯的反思—再出發(fā)特征，理論建構與歷史闡釋構成了兩個相輔相成的發(fā)展面向。楊光斌等人強調歷史政治學之于政治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起點意義，主張歷史本體論—制度變遷—歷史政治理論的發(fā)展圖式。釋啟鵬提出，歷史政治學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在建構論視角下進行比較分析和如何通過歷史敘述實現有效的因果推論。圍繞如何對待歷史，相關討論也得到進一步深化。李里峰表達了對將歷史工具化和抽象化的擔心，提醒要避免政治學的歷史轉向走向去歷史化，警惕歷史政治學被固化和本質化。楊陽主張歷史真實應當與世界視野、現代價值共同構成歷史政治學的基本原則。劉偉則倡導“量化”歷史與注重普通人政治史，主張推動因果分析從宏觀—中觀的結構路徑向微觀能動路徑的拓展，進而發(fā)現長時段政治的變與不變。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的黨的民族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帶動了民族政治學研究的活躍。周平指出，面對一系列前所未見的民族政治現象及其對現代國家體制和國際格局形成的挑戰(zhàn)，民族政治學在形成關于民族政治現象較為完整的知識體系的基礎上，又開啟了基于民族與政治關系底層邏輯的開掘，為提升知識品質并實現迭代發(fā)展而努力?！独嬲螌W原理》英文版的問世，則標志著利益政治學系列研究的成果首發(fā)。王浦劬以社會利益為邏輯起點，揭示出社會利益關系的變化和發(fā)展引起的政治權力與政治權利的相互作用，為利益政治學的拓展研究提供了基本范式和理論基礎。責任政治學在廓清理論創(chuàng)新意蘊與現實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闡釋與中國政治的內在關聯(lián)。張賢明指出，將責任政治邏輯注入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提升全過程人民民主質量的必要路徑之一。
從研究動態(tài)看，有兩點值得重視。一是由“發(fā)展”議題所匯聚的發(fā)展政治學研究受到關注。陳周旺認為，基于西方經驗建構的“國家建設”理論并不能有效解釋中國的國家發(fā)展道路，因此主張從中國現代化的實踐出發(fā)，以“國家發(fā)展”理論替代、超越“國家建設”理論。燕繼榮則將中國政治學的創(chuàng)新概括為“發(fā)展導向的知識貢獻”，認為新政治經濟理論、新政府理論、新政治發(fā)展理論，為中國式市場經濟的發(fā)展、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的調整、中國全面改革實踐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奠定了基礎，也為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的全面展開擴展了空間。馬嘯則從學科意義上論證了發(fā)展政治學對現實政治的介入，提出應進一步重視發(fā)展政治學的核心概念與議題所蘊含的規(guī)范性元素。二是財政政治學理論體系的構想。劉守剛對財政政治學的淵源、理論基礎等進行了較為系統(tǒng)的廓清，并對財政國家、稅收國家等概念進行了辨析。張長東則從類型學意義上對稅收國家進行了劃分，并分析了不同時期所面臨的治理任務的差異性。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概念研究是重要著力點。概念研究的新近特征與趨勢表現在：一是概念建構的理論自覺日漸突顯。隨著學術積累的豐厚與自主意識的成長，概念研究正在經歷從側重概念史的研究路徑，發(fā)展為面向概念建構的學術共識與學理分析。郭忠華從“概念之樹”的視角，梳理了類政治概念建構、政治概念更新與種屬政治概念供給三種構建本土政治概念的可能路徑。吳春寶等將田野政治學的概念供給概括為“錯位式生產”，以此避免概念建構的趨同性與同質化，并在經歷基于個人研究偏好到基于團隊意識，再到基于學科使命的概念建構歷程中不斷獲得學術自主性與自為性。二是進一步強調概念建構的體系化。無論是徐勇所謂“為‘概念孤兒’尋家”，還是劉偉主張對概念間關系的重置，都是在強調要超越單個概念之間零散、孤立的狀態(tài)，倡導以概念體系統(tǒng)攝概念建構，以知識體系觀照概念及概念體系的發(fā)展方向。三是注重概念建構中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關系。這在徐勇的論述中表現為探討本土知識體系與一般性知識體系的關系，在劉偉的討論中體現為思考概念重構的基本原則，在郭臺輝的論述中則具化為考察“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概念建構的雙重前置條件。這些思考與主張，對于中國政治學概念建構的努力方向，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性。
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方法論自覺與創(chuàng)新是重要支撐。劉金海對中國政治學實證研究進行反思，主張不能單純追求研究方法的科學性，而應深入政治學知識生產的機制，在方法論運用與創(chuàng)新、新一輪學科融合等方面推動政治學的發(fā)展。張樹平認為，如何更為有效地“理解中國”“解釋中國”應成為政治學方法論反思的主要內容。經驗、歷史與邏輯的關系決定了歷史政治學作為批判實證社會科學的研究進路和學術定位，同時也決定了其可能的成就與可能的風險。高進系統(tǒng)比較了定性研究方法和定量研究方法在比較政治學中的應用，認為共存分析作為政治科學組合因果鏈的研究新范式，可以富有成效地應用于比較政治學論域中的因果發(fā)現，有力地解釋了多重并發(fā)的復雜因果鏈條和原因結構。游宇關注到國家比較案例研究對于比較政治學的重要性，認為研究者需要重視根據解釋變量的條件組合來選擇案例，兼顧國家（間）的政治制度、市場條件與社會環(huán)境等因素，并根據解釋變量對不同次國家單元的影響權重來進行理論建構與因果分析。黃振華指出，田野政治學之所以能夠成為一種研究取向，不僅在于政治學者對于田野調查方法的運用，更重要的是基于田野調查的理論自覺的萌生。因此，田野調查與理論建構具有內在一致性和高度關聯(lián)性，這也是田野政治學走向成熟的標志。
面向新時代的政治學
大家普遍感到，新時代的政治學研究應當更清晰地界定核心問題，挖掘理論資源，開闊研究視野，掌握議題設置與話語創(chuàng)新的主動性，在學科交融交叉中確證自身存在的獨特價值。
一是在學科調整背景下，確證政治學的學科屬性與價值，推進政治學學科體系建設。2022年9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fā)《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yè)目錄（2022 年）》，根據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和現實需求，對學科專業(yè)設置進行了調整。這輪調整中，中共黨史黨建由政治學二級學科獨立為一級學科，增設紀檢監(jiān)察學為一級學科，國家安全學、區(qū)域國別學為一級交叉學科。這些調整將在學科建制、研究隊伍以及資源配置上對政治學產生長遠的影響。一方面，這些一級學科與政治學在問題意識、理論資源、概念話語乃至研究方法上的共通性將為“大”政治學的擴容創(chuàng)造條件，共同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貢獻智慧；另一方面，新的建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擠壓政治學一級學科的邊界，帶來研究隊伍、研究重心的調整，對“小”政治學的發(fā)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戰(zhàn)。
學術生態(tài)的變化，使重新審視學科與學術的關系變得尤為重要和必要。從2022年初學術界關于問題性學術與學科性學術的討論中可以看到，不論是在多學科范圍還是在政治學內部，分歧都是顯見的。一種路向主張問題導向，“強調跨學科合作”，甚至“以去學科的方式進行中國政治問題研究”（王向民）；一種路向則重視學科價值，強調通過“對本學科知識傳統(tǒng)的深入開掘”，而不是跨學科來培養(yǎng)問題性學術，認為“僅停留在問題性學術層面而非學科化方法論的政治學不能擔當與國家地位相匹配的責任”（楊光斌）。在學科調整的背景下，這種張力或許會進一步凸顯。因此，如何確立政治學學科在分析政治現象、探尋政治規(guī)律時的獨特價值，為問題導向的學術研究提供厚實的理論資源與獨特的方法論支持，并形成持續(xù)性累積的、具有合力效應的研究成果就顯得至關重要。
二是在理論闡釋的熱潮中，不斷明晰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與比較優(yōu)勢。從田野政治學、歷史政治學的持續(xù)發(fā)展，到利益政治學、責任政治學、發(fā)展政治學的初步闡發(fā)，政治學人表現出進行理論建構、概念建構的強烈沖動。這既是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此前關于“政治學研究公共管理化”的批評。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這些理論進路雖然為國家權力的既定建構提供了論證，但“基本不涉及現代國家基本價值與基本結構”（任劍濤）。這一批評未必適用于政治學研究的整體狀況，但其中蘊含的理論空間值得重視。面對正在進行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政治學理應在闡明現代國家的基本價值與結構特征、開掘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獨特價值與制度機制等方面發(fā)揮其“國家學說”的根本屬性，發(fā)揮學術研究的想象力與建構力。
三是在話語體系建設中不僅要立足“中國性”，體現“中國性”，也要透過中國經驗或中國關懷，在人類文明的對話交流中彰顯中國政治的成就與貢獻。悠久的歷史文明、龐大的體量面積、廣泛的影響輻射，意味著中國性本身蘊含著超越地方性、特殊性的宏大意義與普遍價值，中國式現代化所開辟的空間與前景極其豐富而廣闊，通過發(fā)展理論、建構概念與創(chuàng)新話語，中國政治學應當也完全能夠為世界政治學知識體系的內容更新與版本升級作出應有的貢獻。
中國政治學還應更好地認識變化中的世界，積極參與人類向何處去的討論。其中，關于科技與政治關系的討論構成了重點，科技政治學、技術政治學、計算政治學等研究領域得到闡發(fā)，也為國家理論、治理理論的更新提供了契機。高奇琦主張政治學應回應新興技術給政治結構帶來的變遷，并在理論化和學理化上推進科技政治學?？萍颊螌W的主要議題包括科技與政治制度、科技民主、科技革命中的國家與社會關系、國家與科技企業(yè)的關系、全球科技治理等，在中國的語境下，科技政治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應是如何將科技的巨大潛能轉化為社會的整體利益。吳冠軍指出，在技術政治學視域中，技術已然構成塑造當代政治之形態(tài)的根本性力量，而不再是從屬于科學和政治的次要元素。而中國技術政治學的演進，呈現出中國獨特的文明性性格。嚴宇等認為，第四次科技革命驅動人類社會邁入數字時代，包括計算政治學在內的計算社會科學將從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層次為理解數字文明語境下新生社會經濟現象構建概念、理論和方法體系。黃其松指出，數字時代使國家的實踐形態(tài)呈現出新現象、新特征，誕生于工業(yè)文明時代的現代國家理論面臨挑戰(zhàn)，需要建構數字時代的國家理論，重新審視暴力、主權、政府以及國家能力等傳統(tǒng)國家理論的核心概念。孟天廣則聚焦政府的數字化轉型，從數字治理生態(tài)的視角闡述了協(xié)同發(fā)展階段數字政府建設的理論范式，強調治理體系的系統(tǒng)化、治理主體的包容性、治理資源的共享性，進而構建數字政府、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協(xié)同演進的生態(tài)系統(tǒng)。
在認識世界的政治學研究中，現實性與歷史感在理論闡發(fā)中得以交匯。一方面，聚焦于西方政治現實的大量研究成果，身份政治、民粹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移民問題等相互交織的議題得到重點關注。周淑真等聚焦大變局中的世界政黨政治發(fā)展，全面系統(tǒng)地呈現了世界政黨政治發(fā)展態(tài)勢與基本特征，指出傳統(tǒng)政黨理論在解釋政黨組織方式的新變化上顯得捉襟見肘。林紅認為，西方右翼民粹主義對代議制民主的全面嵌入，實際上表明了傳統(tǒng)政黨的代表性失效；西方身份政治則日益陷入“部落主義”的羅網之中，造成了嚴重的文化撕裂和政治極化。包剛升認為，20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國家趨于開放的移民政策與個人主義方法論、西方文明同化論和政治秩序制度論三個理論預設密切相關，但這些預設與實際情形存在偏差。因此，要全面認識移民的政治效應，需要對移民率、同化率、移民與主導族裔異質性程度、主導族裔出生率與移民群體出生率等關鍵參數進行考察，并以此作為政策選擇的參考依據。另一方面，研究的縱深性與理論性呈現出相互強化的特點。譚安奎從“家”這一基礎現象入手，反思西方政治理論傳統(tǒng)中的家國關系，認為家庭作為人為產物，為理解國家作為建構性政治共同體提供了倫理范式。張鳳陽將中世紀行會作為一種特殊類型的共同體加以考察，以此理解在民族—國家誕生以前公共物品的供給與社會治理的機制。于京東則以地圖與制度技術為研究對象，考察了主權分割領土的邊界機制與科學再現空間的制圖機制是如何結合，進而構成近代領土型國家成長的關鍵節(jié)點，并成為寄托民族想象與政治認同的一種象征。
政治學是探求共同事務解決之道、謀求良善秩序與公共利益的學問，既有著鮮明的實踐性和時代性，也內蘊著規(guī)范性與超越性。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如何在變局中推動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如何在變局中凝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與力量，是關系人類命運的共同課題。當今中國正處于新時代新征程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任重道遠。如何在世界的動蕩變革中走好中國道路，需要政治定力與政治智慧，在因應時代變化中形成共同價值、達成共同協(xié)作、維護和提升公共利益，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這需要政治學自覺自省、自立自強，不斷加強政治學學科體系建設，增強學科吸引力、推進人才儲備更新，以學科調整為契機實現內涵式高質量發(fā)展；不斷提升政治學知識生產能力，加快建構中國自主的政治學知識體系，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更加豐富的價值資源、方法手段與行動選擇；不斷推進政治學話語體系建設，提升中國政治學的學術影響力和話語傳播力，在世界政治學的知識體系中確立中國政治學的地位與價值。
（執(zhí)筆：劉浩錚）
關鍵詞：政治學;發(fā)展報告
（責任編輯 王順利）
